从《中医人生——一个老中医的经方奇缘》看经方“方证对应”与“外内合治”的思想
    
    学校：广州中医药大学  学院：第二临床医学院  专业：中医学（5年制） 
    姓名：骆孟            学号：2012051164      年级：2012级   
     
    一、 书籍梗概
    《中医人生――一个老中医的经方奇缘》讲述了作者（娄绍昆）从最初接触针灸到最后经方针灸并用、外内合治治疗疾病的奋斗历程。作者重温旧时回忆，带读者走进关于《伤寒论》和经方的世界。作者用一个个鲜活的病案，说明外内合治的必要性；又在与表兄、父亲、各位老师中的对话里为我们打开了一个新的经方世界，为我们学习和研究《伤寒论》提供了一种新方法。从古老的针灸治疗到近代经方在日本的继承与发展，作者引经据典，重点介绍了日本汉方家对于我国《伤寒论》的另外一种解读方法――方证对应，以及这种方证对应对于娄绍昆前辈的深远影响。
    二、 经方的另一条路――去内经化的方证对应
    日本汉方界对于《伤寒论》的研究――去内经化，确实为我们打开了《伤寒论》的另外一扇门。《伤寒论》在中原地区，一直以来以《内经》的观点解释伤寒六经，如尤怡柯氏自近世才有主流的两大观点：一是伤寒六经与内经六经相对应，在病理病机上可以以经解经，近代以刘渡舟等为代表；二是伤寒六病，非六经，与内经的经络学说并无太大关系，此当以陆渊雷、胡希恕等代表。彼此相互以各自的临床经验为依据争论不休，更增添了《伤寒论》复杂，甚至陆渊雷还取消六经，只取四经，三阳经与少阴经，太阴与厥阴则分散到杂病各处。
    宋朝时《伤寒论》传至日本，其中的康治本为后世保留了仲景学说的大部分原文，并在近世汉方医学著名大师吉益东洞的思想引导下，为伤寒论注入了新特色，那便是伤寒的另一方面：方证对应。他将重心放在处方的适应证上, 以八纲作为基础，而不用五运六气及脏腑经络的理论解释。
    诚如娄氏的汪阿姨对他说的最简单的治病方法，不需要很深层次的理论，即可使用，如：慢性腹泻，或者经常大便溏薄不成形的，口苦，尿黄，即可使用甘草泻心汤；又如：突然腹痛，腹泻，里急后重，用香连丸；又如：口苦，头痛，吐酸，用左金丸。这也足以解释为什么在日本葛根汤是家庭常备药，如同中国家庭常用的“保和丸”一样，因为只要知道方药对应的症候，即使不知道理论，便可使用，这便是日本方证对应下的“知其然”而无需“知其所以然”的体现，也即是方证对应。我们可以不知道很多复杂的理论，尤其是越解释越晦涩的内经理论，而只是需要知道几个证候，便可知道所对应的方药治疗，故谓方证对应。   如大冢敬节先生也认为对于方症，要抓主症，如甘草泻心汤类方剂主症只有一个：心下痞硬，呕与下利是客证，未必都要有。如此，《伤寒论》中曾论述小柴胡汤曾说：“但见一证便是，不必悉具”。那么， “心下痞硬”便是甘草泻心汤类方剂的那“一证”，即主证。
    吉益东洞为后世留下的《药征》一书，为后世指明了“方证对应”的方向，即是“有是证用是方”与“有是证用是方”，《药征》通过考征、互考、辨误、品考四方面，参以《伤寒论》《金匮要略》的条文和200多个方剂，从《神农本草经》的性味出发，以自身的临床验证为主，总结《伤寒论》每一味药的主治攻效，如书中指出：桂枝治气上冲，柴胡主治胸胁苦满，茯苓主治心下悸等；如五苓散治口渴兼小便不利等。
    确实，吉益氏的创造性想法值得我们深思。毕竟在中国这个古老的国都里，以《内经》解释后世的中医学术观点太普遍了，我们甚至把《内经》的理论奉为圭臬，已经无以复加。近代陆渊雷的《伤寒论今释》一书，则大胆地引用了吉益氏《类聚方》等书来解释伤寒条文，其说自圆，其理自通，也未尝不可。如果一切以临床实础，而不用五运六气及脏腑经络的理论解释。 
    诚如娄氏的汪阿姨对他说的最简单的治病方法，不需要很深层次的理论，即可使用，如：慢性腹泻，或者经常大便溏薄不成形的，口苦，尿黄，即可使用甘草泻心汤；又如：突然腹痛，腹泻，里急后重，用香连丸；又如：口苦，头痛，吐酸，用左金丸。这也足以解释为什么在日本葛根汤是家庭常备药，如同中国家庭常用的“保和丸”一样，因为只要知道方药对应的症候，即使不知道理论，便可使用，这便是日本方证对应下的“知其然”而无需“知其所以然”的体现，也即是方证对应。我们可以不知道很多复杂的理论，尤其是越解释越晦涩的内经理论，而只是需要知道几个证候，便可知道所对应的方药治疗，故谓方证对应。  
如大冢敬节先生也认为对于方症，要抓主症，如甘草泻心汤类方剂主症只有一个：心下痞硬，呕与下利是客证，未必都要有。如此，《伤寒论》中曾论述小柴胡汤曾说：“但见一证便是，不必悉具”。那么， “心下痞硬”便是甘草泻心汤类方剂的那“一证”，即主证。 
    吉益东洞为后世留下的《药征》一书，为后世指明了“方证对应”的方向，即是“有是证用是方”与“有是证用是方”，《药征》通过考征、互考、辨误、品考四方面，参以《伤寒论》《金匮要略》的条文和200多个方剂，从《神农本草经》的性味出发，以自身的临床验证为主，总结《伤寒论》每一味药的主治攻效，如书中指出：桂枝治气上冲，柴胡主治胸胁苦满，茯苓主治心下悸等；如五苓散治口渴兼小便不利等。 
    确实，吉益氏的创造性想法值得我们深思。毕竟在中国这个古老的国都里，以《内经》解释后世的中医学术观点太普遍了，我们甚至把《内经》的理论奉为圭臬，已经无以复加。近代陆渊雷的《伤寒论今释》一书，则大胆地引用了吉益氏《类聚方》等书来解释伤寒条文，其说自圆，其理自通，也未尝不可。如果一切以临床实际出发，最后仍然免不了深入研究“方证对应”的问题，而那些理论也不过是泛泛之谈。
    三、 伤寒论的发展――外内合治
    娄绍昆最初是学习针灸的，像大部分人一样，从八总穴开始：头面合谷，颈项列缺，胸脘内关，脘腹（足）三里，腰背委中，胸胁阳陵，少腹（三阴交）颅脑太冲。然而正如他在书中写的那句话：人不是那么容易被说服的，只有活生生的事实才能使人自悟。如果不是他用简单的针灸治愈了别人，他也不会相信那简简单单的针刺竟有四两拔千斤的作用。如他治疗一例急性青光眼，刺合谷，太冲，左太阳穴刺血后拔罐。  他的老师说：针灸的学习，它的真谛就在临床的感受中。   他后来意识到针灸对于某些证，如阳明里实证，临床治疗效果并不好时，他才开始在何黄淼老师的指导下慢慢接触伤寒。陈修园《劝读十则》伤寒入门、陆渊雷的《伤寒论今释》开拓视野，康治本的《伤寒论》原文真伪之辨，他从此步入伤寒论的世界。  而针灸，娄氏变从未放弃，他学习近代承淡安的《中国针灸学》，明代杨继洲的《针灸大成》等。
    而能够连接针灸与伤寒经方的，便是日本汉方界的知名人物矢数道明，代田文志等。矢数道明在中国考察过后提议并被采纳：在没有中药的情况下用针灸代替。他与大冢敬节，清水藤一郞合著的《中医诊疗要览》提出：每一个疾病总有几个或十几个高效的专方，每一个方剂都有自己对应的多种疾病形成的疾病病谱。  而承谈安在日本留学时曾深受日本汉方学者的影响，所著《伤寒论新注》（附针灸治疗法），便解决了医者没有经方的情况下如何施以针灸。  “太阳病，初服桂枝汤，反烦不解者，先刺风池、风府，却与桂枝汤则愈。”“少阴病，吐利，手足不逆冷，反发热者，不死；脉不至者，灸少阴七壮。 ”在《伤寒   论》原文中，针灸治疗已见雏形，经过二千年，已日臻完善。  及至娄氏经方与针灸都大成，从此，娄氏针灸外治，方药内调，外内合治的思想便紧随着娄前辈一生，临床效果当然显著。
 
   《中医人生――一位老中医的经方奇缘》书中后半部分关于外内合治（经方与针灸并用）的病例实在太多了，在此举一例：  一位十岁男孩，发热腹痛三天三夜，在医院诊断为“急性胃炎”，治疗后缓解，但药物一停，又发作如前，遂就诊于娄前辈。小孩发热，头痛，口苦，欲呕，心下压痛，烦躁，尿黄，是典型的柴陷汤证。娄氏先刺“内关”，两针下去，患儿便吐出大量黄涎秽物，男孩疲倦睡去，一会儿醒后，诸症悉除，仅心下有压痛，给予轻量柴陷汤一剂，随后大安。  原书太多例子，在此便不一一举例了。   四、 结语  伤寒论是一座桥，各种流派的中医师都要从它这里经过，娄前辈如此说。 曾经娄氏父亲反问他：先别问中医是否科学，而应该反问为什么现代科技那么发达，却仍然解释不了中医的疗效？如果离开了高科技，西医拿什么治病？  正是这些未知的可能性标志着人类可能的局限性，这便是中医的奥妙。 对于伤寒论的进阶之路，在没有强大而包容的内经面前，它一样蓬勃发展，也许不在内经的阴影下，它才能展现它原本的面貌。因为目前在中医方面，离开了内经完善的理论体系，似乎一切都寸步难行。或许《伤寒论》与《内经》本来就是两套不完全一样的系统，一个取法《汤液本草》《神农本草经》，一个取道天文地理人文哲学。然而就像书中说的那一句话：，当我们无法辨别是与非，选择治疗方法不是是非对错的选择，而是由医学观点与医学立场来决定的。